回忆过去 继往开来

  ——纪念母校成立九十周年

                                        钱重光

 

    我们是原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59级甲班的学生，毕业后从母校撒向各方：从东海之滨到大江南北，从天山脚下到云贵高原，从长城内外到大洋两岸，都遍布了我班同学的足迹。62位同学犹如一颗颗种子在各地发芽生根，经过50多年的培植经营已成长为根深叶茂，干粗枝壮，荫护子孙造福人类的参天大树。每个同学的名字前面都冠有名医专家，学者教授，学科先驱，主任院长等桂冠。也有人工作在深山老林，僻乡小镇，他们的名字前面没有太多的机会挂上更多的桂冠，然而，他们是与死神搏斗的勇士，是解除人们病痛的观世音菩萨。六十年来回首往顾可以无愧的向母校汇报：我们没有因为碌碌无为而悔恨，更没有因为虚度年华而羞愧。我们已经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医学事业。我们都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热爱自己的学校。这从大学二年级时由学生会组织的诗歌比赛中获得首奖的我班同学周绍昌的诗歌中表达出来。诗歌开头几句的大意是：在我幼小的童年就想望获得济世救人的法宝。睡梦中我爬进深山去求拜老道，老道给了我一把神奇的药草并指点我去探求西方的医道，从此我奋发攻读终于考取了医学名校，现在老师给我的是听诊器和解剖刀................

    这烩炎人口的诗篇犹如吹响的号角，激励着多少选择医学为专业的青年，在医学的道路上冲锋陷阵，跋涉攀登。1954年入学时母校规模并不大，那时全校最高的建筑是与中山医院老楼遥遥相对的五层结构的1号楼，大楼正门上方隐约可见已斑驳脱落的七个黑体大字：国立上海医学院。我们的宿舍在东安路西侧新建的二层楼房里，教室还在兴建中，有时我们要在稻柴和竹竿搭建的临时教室里上课。即便如此，我们在上解剖课时，每五人就有一具尸体。在上生物，组胚，寄生虫，微生物和病例解剖等课程时每人都有一台显微镜，这在那时的全国医学院中要算条件较优越的了。提到显微镜我还记得一个刻骨铭心的小故事：当我初次拿到显微镜时，非常新奇，扳扳弄弄，不慎把压载玻片的簧片拉下来了，我急忙赶回显微镜室寻求帮助，一位戴着厚厚老花眼镜的技师替我把簧片装回原处，并语重心长的说：“要爱护这些显微镜，现在国内还不能生产，而且这些显微镜是一位老教授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冒生命危险？我惊奇的问，技师说：抗战时期学校内迁，老教授把这批显微镜从上海带到重庆，抗战胜利后又从重庆带回上海，返沪途中不幸翻船，显微镜掉入江中，老教授托人冒着生命危险，从水流湍急的长江中把显微镜打捞上来，听完这个故事，我顿时觉得手里的显微镜真的变得珍贵起来，并对这位尚未谋面的老教授多了几分敬意。后来我又知道我校有像这位老教授那样忠诚于教育事业又全国闻名的一级教授，他们分布在院本部和六所附属医院中。

    我又知道我们还有许多优秀教师，他们学术精湛，事业专注，教书育人，而且形成许多代代相传的优良校风，其中让我感受最深，收益最多的有两条：争先赶早是第一条。大学一年级时，每当起身广播一响，我就迅速起身，洗漱完毕，就往大操场跑去，锻炼身体。跑出宿舍，穿过东庙路（现如今的东安路）来到1号楼南面的水泥过道上，每每与清晨来校巡视的颜福庆院长相遇，我说声颜院长早，院长慈祥地微笑着点点头，我们擦身而过。有一天颜院长忽然叫住我：“同学！我每每见到你是最早出来锻炼的同学之一。”我说“颜院长也是我每天见到的最早的老师。”“很好！要争先赶早”。颜院长说。我默默的记在心里。毕业后我成为一名助教。有一天我和在病解做研究生的老同学朱世能聊天，他对我说，老一辈的专家都有赶早的习惯。他们教研室的谷镜汧主任总是早早来到科室，而且要把教师办公室的门打开，看一看显微镜有没有像高射炮那样架起来了。谷主任也是母校的奠基人之一，抗日时期曾担任过医学院的代理院长。他更注重事业上的争先，年轻时远涉重洋，去学习那时最新兴的医学科目，师从细胞病理学的鼻祖，后来我又知道那位保护显微镜的老教授正是谷镜汧主任，渐渐地，争先赶早在我身上发生了效用。它是驱使我奋勇向前的原动力：是我终生受益的座右铭。来美国后，我也学到一句西方谚语：早起的鸟儿有虫吃（Early bird gets worms )。然而，我觉得西方谚语中隐含着狭隘的目的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想颜院长和谷主任所提倡的赶早绝非为了敛财，更非为了温饱。其实我们先辈所揭示的是一条普世真谛：争先赶早是使事业成功的无价法宝。反之滞后落伍是造成事业失败的隐形杀手。只要每一个学子都遵照我们的先辈的教诲去做，个人的事业就会成功。只要我们的母校坚持先辈所创建的校风，我们的学校就能屹立于国内医学院校之林的前列，屹立于世界医学院校之林的前列。以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医学事业是我校优良校风的第二条，我班叶世会同学原分配在上海铁道总医院外科（现如今的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同济大学附属医院外科）。他数十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或节日假期，都无碍他坚持每天来医院查看病人的习惯，他这种全神贯注，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工作精神，颇受同事的敬重，大家推选他当院长，他婉言谢绝，仍当他的大外科主任，人们又给他另一个称号：特级劳动模范。消息传开，我们都为叶世会同学的出色表现而高兴。他在学生时代艰苦学习的情景又在我眼前浮现，他的特长之一是每门课都要做详尽的笔记。如果某同学缺少什么，只要和他对笔记，总可以找到答案，而笔记上工整的字迹竟是左撇子推出来的。当我们在紧张的背诵俄文和拉丁文单词的时候，他还记诵解剖学上的英文名词，有志以我们的老师沈克非，石美鑫为榜样，将来做一位优秀的外科医师。但是我就怀疑过，左撇子行吗？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叶世会同学是他们科室很长一段时间内无人能超越或是替代的外科高手。我把叶世会同学做标尺来衡量我班其他同学，发现叶世会式的人物还不少，这是因为叶世会同学的成功除他本身天赋和勤奋外，老师的榜样，校风的熏陶，也起了重要作用。而后两者是每个同学都能享受得到的。因此每个同学的身上多少都带有于叶世会同学类似的品质。若把视野转移到母校校园里，则叶世会式的人物就比比皆是。在那火红的年代，人们有着火红的工作热情。夜晚实验室和办公室灯火通明，节假日也有人在工作。星期天也有人带着年幼的子女一起来上班，边工作边教子女读书。又一次我要找沈小同老师，家人对我说她已经一个星期没回家了。出差了？我问，回答是没有，在学校。下班后我匆忙赶到药理教研室，只见沈老师在聚精会神的做实验。她已经吃住在实验室一个星期了，我肃然起敬。沈老师比我高四个年级，当我们班级作为新生入学的时候，她们班级作为老大哥来欢迎和照管我们。学长为我树立了敬业的榜样。又有一次，在上班的路上，遇到朱益栋教授，他于我谈起一周前他带着外宾造访我们科室时所谈论的议题。他说这个议题很新鲜也很生疏，或许对我们学校今后的发展有所帮助，我们不妨分头找一些资料，再讨论一次。若干星期后，朱教授来找我，问我资料准备的怎么样了，我说我还没时间准备呢，他说他已找到些资料，并给我一些abstracts和references。纸虽只有两张，但我拿在手里感觉很沉重。我的疑问是身为病理生理教研室主任，兼医学院的副院长，你哪来时间去查阅这类文献？他笑着说：是他利用午饭的时间翻翻看看，日积月累，找到这些东西。原来他午饭的时间也在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朱益栋教授因胃癌病逝的消息传到美国，我深感悲痛，默默地悼念；朱教授你已把笔身精力，分分秒秒的时间，乃至个人健康都奉献给了学校，奉献给了医学事业，我要秉承你的敬业精神并将你的事迹告诉后人，多少年来为了忘却的纪念，我总想写一篇文章来纪念我们的先驱。

    校庆八十周年前就开始动笔，写过多少次，也改过多少回，总觉得词不达意，未能完成。现已没更多时间来让我琢磨了。不能表达的部分只能作为一个梦遗留下来。什么是我的梦呢？我梦想这只言片语能变成一杯甘醇的美酒，奉献给创业的先辈们，感谢他们为后人奠定的基业和精神。我梦想这只言片语能变成一束艳丽的鲜花，奉献给我的学长和老师们，感谢他们的言教和身教。我梦想这只言片语能变成一幅精致的贺卡，奉献给天涯海角，各处一方，已阔别五十年的老同学老同事和受过我教导的老学生，寄托我的思念和问候祝他们健康幸福。我梦想这只言片语能变成一把苦口的药草奉献给后继的未曾谋面过的学弟和学妹们。回忆过去，继往开来。时代在前进，世代在更迭。校舍在改观，连校名也在衍化。但母校的精神是永恒的。它将于日月同光辉，与天地共久长。祝母校的事业日益昌盛：祝母校的精神与世长存。

作者简介：钱重光 生于1936年江苏，1954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1959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生物物理教研组，1980年转入生物医学工程教研组任教，1985年赴美国进修，工作2007年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