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的医生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汪忠镐
爱病人，是一名医生成功的最大动力，也是医学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
-----汪忠镐
汪忠镐，血管外科学家和胃食管反流病专家。1937年9月生于浙江萧山，1961年上海医学院毕业，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79至1981年在美国杜克大学任访问学者，200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汪忠镐曾任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血管学组主任及终身名誉主任委员、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主席、国际血管外科联盟副主席、国际脉管学院副主席、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创始主席等职，为纽约科学院院士、美国血管外科学会杰出会员和印度血管外科学会名誉会员。现为首都医大血管研究所名誉所长.，第二炮兵总医院胃食管反流病诊治中心名誉主任等。
先后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4项，国家专利13项。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年获国际脉管学院首次颁发的每年一度的研究成就奖，1997年、1998年、2002和2004年分别获美国传记学院、国际脉管学院、国际血管联盟、国际布加综合征学会和印度总统颁发的世界终身科技成就奖、研究成就奖、功勋奖和为发展血管外科事业和亚洲血管学会的成就奖。2007年获首届“吴阶平医学奖”、中华医学杂志创刊90周年纪念金笔奖。
三年多了，自从2010年9月21日采访汪忠镐院士以来，我们一次次地重温他那质朴的话语，认真学习他主编的《汪忠镐血管外科学》和《食管反流与呼吸道疾病》，一篇篇地阅读众多媒体的报道，仔细品味他参加母校上医的各次活动，为了这不足一万字的访谈录，我们写了推翻，推翻了重写；写了修改，改了再改。直到今天，仍然很不满意。我们不敢肯定，是不是准确地写出了一位国际级医学大师的人生轨迹，能不能清晰地反映出学校、社会以至祖国对一个人成长的影响？尽管我们希望表达：成功的决定因素在自己，首先在于有一颗为他人做事的心；而他所在的家庭、学校、社会，他的家人、老师、同事、病人对他的鼓励、帮助他又是成功的必要条件。
国难明志
1937年7月，汪忠镐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大义村。父亲汪德坚是一位乡村医生，因家道中落，没有怎么念过书，勉强算是小学四年级文化水平，为生活所迫，14岁离家到杭州的一家长德国诊所做学徒，通过读夜校，考取了一张医师执照，藉行医维持全家生计。
就在汪忠镐呱呱坠地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不久家乡沦陷，汪德坚不甘做亡国奴，被迫流亡，汪忠镐亦成了小难民。在逃难途中三次差点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一次，一家人藏在坑道里躲避日本人的追杀，当时汪忠镐3岁，妹妹只有1岁，如果有一个孩子哭了，汪德坚一家人全活不了。日本人走后,他们再从坑道里爬出来赶路。自浙北到浙南，汪忠镐一路上看到了许许多多同胞的尸体、被毁坏的农田和被“三光”了的城镇。这一切，给汪忠镐幼小的心灵以深深的刺痛，也激发了他奋发向上、为国增光的巨大力量。国家危难生灵涂炭，这就是汪忠镐人生的第一次记忆。谈及这场战争的苦难，汪忠镐晃动攥紧的拳头，声音低沉而坚定：“所以，我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无比的恨，为了国家我绝对可以去拼命。而对受苦受难的同胞我充满了无限的爱”。他的结论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最终，一家人逃到了日寇难以到达的闽北山区浦城县，在那里避难七年之久。汪德坚参加了抗日救亡队伍，由于拥有医师执照，他成为当时国军的一名军医，救助抗战前线受伤的军民。汪忠镐记得，那时的父亲日日夜夜，努力用自己的医术抢救每一个濒临死亡的士兵或百姓，悉心照料每一个康复中的病人，多年后被提拔为少校军医。抗战结束后，汪德坚回到家乡，重操旧业，汪忠镐继续读小学，有时跟随父亲出诊。每看到患童被救活了，汪忠镐特别高兴；可当父亲因回天乏术而黯然泪下时，又引起汪忠镐心灵的阵阵触痛。在崇拜父亲的同时，少年汪忠镐也产生了对医生这个职业的崇敬感。
1953年，汪忠镐从萧山中学初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杭州第一中学（现在的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这是一所鲁迅等名人和精英的母校。汪忠镐聪明好学，一直成绩优秀，在当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熏陶下，高中毕业时他选择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清华大学电机系（同学们戏称“青蛙田鸡系”）。汪德坚知道儿子的高考志愿后震怒了，甚至动手打了儿子，他要求儿子把医学作为今后人生选择的方向, 执意让他报考医学院校。汪忠镐深深理解父亲的锥心之痛：因为没有读过医科学校，没有经过规范系统的专业学习，在战争期间没办法挽救更多的士兵生命,在和平年代难以治愈许多普通百姓的疾病，他要儿子为他还愿！汪忠镐想起了悲愤岁月的童年，立即改了志愿，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不招生，他选择了上海第一医学院，毫无悬念地被录取了。
汪忠镐院士在路途中
感恩母校
上海第一医学院早已享誉国内外，是颜福庆一手策划、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医学院，面向全国招生，是华东地区各省市重点中学优秀生学医的首选，没有一个不是以第一志愿并且是高分录取的。汪忠镐为此特别自豪：
“上医本身的生源就是好的，考进来的都是很优秀的，自己一进上医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汪忠镐说着，立即讲起了当年他们等不及系统学习就开始防病治病实践的故事：“我们是1956年入学的。第二年“反右”，第三年“大跃进”，还有“除四害”和“大练钢铁”等等群众运动和政治活动，五年间真正学习医学专业知识的时间也就三年多些吧。
“但是，我要强调上医的校风、校规，那是非常严谨的、严格的。我们刚刚学了一年多的医学基础课，解剖学、组织胚胎学，就被组成小组下乡，分别到上海周边的青浦县、嘉定县的各个人民公社，治疗血吸虫病人，参加锑剂治疗。锑剂是有毒的，要静脉注射，风险很大，二年级的医学生怎么会打静脉？除开几个从基层卫生岗位上来的同学外，只能自己练习，往自己身上扎，相互扎，针灸也是在自己身上练的。好在有老师们出发前的培训，又有临床医生带队，每个同学都非常细心谨慎，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虽然碰到了几个锑中毒的，立即抢救，在老师的指导下胜利完成了任务。
“我们还参加了普查血丝虫患者，每天晚上查一个生产队，给社员扎耳垂取血，涂片，当晚就看显微镜，在镜下找尾蚴，登记结果。那里是水网地区，看完之后由生产队派船送我们马上转移，到了新的地方才能小睡一会儿。我敢说现在实验室的人没有比得过我们的，培养了验血的基本功，镜下一看就知道是不是感染了血丝虫。
“二年级的医学生居然在血吸虫防治上上做了最早的奉献，我们这批学生冲在最前线，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有热情，听从国家的召唤，要与工农兵相结合，为人民服务；也因为我们组织得好，上医人非常严谨，非常敬业，这就是我们上医传统吧。同时，对我们在实践中培养动脑动手的能力很有意义。所以我治病本事比较强，也是不奇怪的”。
汪忠镐又很高兴地谈到：“没有想到昨天居然还有一个我1960年实习时的护士找到我，我记得她。当时实习时，我一天到晚都‘泡’在病房里面，对病人问长问短，看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与护士们也很熟，常常也做些护士的工作。
“我晚上值夜班也不知道要睡觉，一直在病房里面转。毕业前有一次，我轮转到传染病房当实习医生，正在值班室睡觉，护士推门进来说哪个病人出血了。我立即从上铺跳了下去，什么白大衣、口罩也没穿带，当然这是错误的，我只想到救人，病人咳了我一脸的血。分配到协和医院以后查体，转氨酶超过2000U，尽管没有症状，也被住院隔离半年多，就是那一次造成的。我刚才说了，这是错误的，但救人就是救火，我现在还是这样，一有重病人我马上就过去了，是从学校训练出来的，已经成为习惯了” 。
汪忠镐继续谈到了他的实习经历。“由于时间紧，整个外科学总论，老师只讲了8个小时就让我们去实习了。我进了泌尿科，有一个病人诊断为嗜铬细胞瘤，我根本不知道嗜铬细胞瘤是什么玩意儿？就到图书馆查文献，图书馆里都是英文的书，我把仅有的那本关于嗜铬细胞瘤的书找了出来，真是如获至宝，对照字典，看呀看，回来写病程录，我一下子写了8页或者是9页，把病写的一清二楚，把发病原因、诊断依据和治疗办法全都涉及到了。上级医生查房，我说了自己的学习心得，特别高兴。
“上医的临床老师每天是要查房的，结合具体病人讲基础知识，讲临床思维，不同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时间长了他的风格就潜移默化地传给你了。他写的病历、做的检查、分析处理非常好，你就会特别愿意跟他学，照着做，老师起的是表率作用，非常重要。
“当然学生好也很重要，老师做得再好，你不当回事，自然就学不出来。举个例子，实习时碰到自发性气胸的病例，怎么叫‘自发性’？我不懂，但不敢问，我胆小，不过我心里一直装着这个问题，直到46年后又碰到一个类似病人，我才弄明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来的；胃食管反流治好了，自发性气胸也很快治好了” 。
汪忠镐在上医的故事很多，他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段时间决定了他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是他今天成就的基础。所以，他在毕业50周年的同学聚会时，连续说了三个“感恩”：感恩母校，感恩老师，感恩同学。
师恩如山
1961年，汪忠镐毕业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外科工作，协和大外科主任是我国外科学泰斗曾宪九。曾教授不仅有丰富的临床和科研经验，他特别重视对年轻医生的培养。每周五例行查房时，他都会在病床旁边详细讲解如何观察和检查患者，如何缜密地分析病情，得出正确的结论并提出最佳的处置方案。汪忠镐延续了在上医时的习惯，抓住一切机会刻苦学习，“泡”病房、钻图书馆、跑病案室、仔细观察病人、认真进行手术、参加临床病理讨论，他总爱提出一些有创意的观点并力求通过实验检验。曾宪久十分喜欢这样一个充满热情与活力的青年医生，也格外关注汪忠镐的成长。
我国胃癌的发病率高，曾宪久决定研究胃癌的病因病理及其根治，并交给汪忠镐负责，而且连续半年，和汪忠镐一起完成每一台胃癌根治手术。曾宪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流畅的手术技艺令汪忠镐得益终身。
汪忠镐所写的科研论文，曾宪久都亲自修改补充。尤其是英文文章，考虑到汪忠镐大学时学的是俄文，更是逐字逐句的审阅，对用词用字及语法上的错误，一一订正，使初出茅庐的汪忠镐十分感动。
经曾宪九连续推荐，《中级医刊》创刊号、《中华泌尿外科杂志》创刊号以及《中华外科杂志》创刊号上都有汪忠镐的学术论文（后者是以单位名义发表的），但是，曾宪久对汪忠镐的另一篇论文却拒绝修改，更不同意发表。这是关于布加综合征创新手术的文章，曾宪久告诉汪忠镐下结论为时过早，他特别强调：“没有随访就没有文章”。汪忠镐在惊恐的同时，深深明白了恩师的良苦用心，是啊，术后的效果才是检验结论的标准，学术问题需要严谨的科学态度。汪忠镐遵从了导师的教诲，对所有的论文都从严要求，严格核查。2005年，当汪忠镐获得《中华医学杂志》创刊90周年纪念“金笔奖”时，更加崇敬曾宪久的鞭挞和栽培。
一次，曾宪久问汪忠镐，“外科是什么？”汪忠镐随口回答：“外科是不是一种以手术来治病的学科？”，曾先生告诉他，“It’s an Art and Science”，是艺术和科学！在此后数十年的实践中，汪忠镐越来越有所领悟。他认为，外科医生不仅仅是做手术，他需要遵循科学的原理，创造出艺术性的设计和产品，后来，他还通过自己在外科领域中的一系列创新和突破，补充了一个关键词：philosophy（哲学），力求使艺术、科学和哲学三位一体，并把它视为一个好外科医生必须具备的素质。他自己的杰出成就又为这三位一体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1978年，经曾宪九特别推荐，汪忠镐参加了教育部第一次举办的出国人员考试，并获得通过，次年，汪忠镐飞抵美国著名的Duke大学，开始了访问学者的生活。指导老师Sabiston教授曾任美国外科学会、胸外科学会和外科学院主席，对来自中国北京协和医院的年轻有潜力的汪忠镐悉心培养，连续两次安排他出席美国外科学会年会，将主编的新书Christopher Textbook of Surgery-the Biological Basis of Modern Surgical Practice签字赠送给汪忠镐，还特别送给他一副先进的手术放大眼镜。汪忠镐看到了医学领域上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饥渴感，积极了解当代医学发展动态，努力结识国际知名学者。1981年汪忠镐学成按期归国，曾宪九喜出望外，他欣赏这个弟子有扎实的临床功底，活跃的创新思维，又有了前沿的国际视野，便亲自点将，要汪忠镐主持新成立的协和医院外科血管外科组，从而成就了一位国际级血管外科大师。
在协和医院的26年里，曾宪九就是一位慈父，始终关注着汪忠镐的成长和发展。1985年曾宪九逝世，如同晴天霹雳，汪忠镐几近崩溃，一度陷入了人生的低谷。
汪忠镐接着谈到了裘法祖院士，他的“第二任恩师”。“恩师也有接班的”，汪忠镐说，“这是我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前头写的是曾宪久，后面写的是裘法祖，曾宪久教授1985年去世了，1986年开始裘法祖一直关心我，支持我，他们两个是就是这样连着的。”汪忠镐又讲了几个故事：
“《黄家驷外科学》是我国最权威的外科学著作，1986年要出第四版，主编裘法祖院士看上了我，要我写腹主动脉瘤这一章节，那时我还不到50岁，有阻力，我对裘法祖院士说，写完了用你的名字，可是书出来了，还是我的名字，他把他的名字换成了我。”
“2004年至2006年”，汪忠镐继续对我们说：“我出现顽固性咳嗽、流鼻涕、打喷嚏，夜间呼吸极度困难，被五次送进医院抢救，甚至向我的家人发了病危通知单。每次均被诊断为“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经过救治，只能缓解。……我不相信这个诊断，便参照印度总理大臣医学顾问的建议，做了胃食管反流方面的检查，终于被诊断为：胃食管反流病。
“但是许多医生还是不接受这个诊断，更没有人愿意为我手术。当时我已经调到宣武医院工作，提出去美国治疗，院长好意，不赞成。裘法祖院士为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在别人均不同意我的结论时，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才让走了”。2006年3月26日，在友人的帮助下，汪忠镐在美国接受了免费的胃底折叠术，症状从此消失。
出国以前，汪忠镐曾以身说法，根据自身经历，就胃食管反流病写了文章投稿，不被接受；时年92岁的裘法祖特地给《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主编陈晓红写了一封荐稿信，推荐汪忠镐的文章。“回国以后，我看到了裘老的推荐信，特别受感动。” 汪忠镐说。两年以后，2008年6月14日，裘老离世，汪忠镐立即赶到武汉，用3天时间沉痛送别了他的又一位恩师。
汪忠镐还谈到了黄家驷、吴英恺、吴蔚然等几位协和名医，他们谦逊平和的人格，精美书写的手术记录，“四顾茅庐”的爱才之心，没有文人相轻的恶习，没有个人的私心杂念。一切以患者为中心，联系到裘法祖院士对他说的一句话：‘做人要知足，做事 知不足，做学问不知足’，汪忠镐说：“对他们，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总想，我是代表恩师们在行医，绝不能含糊。”
情注病人
让我们从给汪忠镐下病危通知说起吧！
2006年2月9日，汪忠镐因为牙痛到口腔科就诊，大夫常规地向患处喷水，也就一次次地引起对咽喉部的刺激，当时他艰难地配合了治疗。但是，汪忠镐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在宣武医院，回到办公室不足10分钟，我就呼吸困难，憋得不得了了……我拒绝住院……氧气什么都给我插上了，最后我还是倒下了。我的学生，我的下级大夫都把我围住了，老师要死掉了，马上把我推出去抢救……突然，我感觉到了，我说，王春你别跑，他椎间盘突出刚做完手术一个多月，我心疼他，他奇怪了，我怎么说上话了呢？……医院觉得这是第5回抢救了，恐怕危险了，把家属找来，下病危通知。还告诉我要请上海中山医院来会诊。我说不要，过了几分钟，我又说一定不要，而且语气很重。为什么？因为我根本不认为自己是哮喘。他们问我，不是哮喘是什么？我说不知道，但不是哮喘。我自己对两肺做过听诊，我的肺部没有哮喘音。”说着说着，汪忠镐笑了：“我就是那么个人，要说坚强也坚强，要说顽固就是顽固不化。”。
其实，按照那位印度医生的建议，汪忠镐私下到消化科实验室做过检查。2005年10月22日的检查结果是：在21小时23分钟的记录里，共反流220次，总反流时间为169分钟，占到总时长的9．7％，长达5分钟以上的反流有7次，其中最长反流时间为40.3分钟。综合各参数计算出的酸反流计分为84.4，正常值应＜14.72，在50至100之间被定为中度。所以，折磨汪忠镐一年多的病因应该是：胃食管反流病。只是，“每次犯病，我没有返酸和烧心这类典型的症状”，加上周围的医生们仍然认为哮喘诊断不容置疑，汪忠镐只能回答“不知道”。
在美国接受手术后的第二天下午出院，汪忠镐忙开了。立即从“患者”的汪忠镐转到了“医生”的汪忠镐。他要当一名志愿者，“启发更多医生共同来发现和救治那些类同的患者”。他结合自身的体会，开始写作“是胃食管反流病而不是哮喘”等一系列文章，“胃食管反流病绝不容忽视”于术后第6天刊登在《科技时报》上；术后35天，促成了“胃食管反流病诊治中心”在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成立，他被聘为中心主任，又从美国带回了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诊疗技术，甚至诊治中心的第一个病人是他在街道义诊中亲自找到的。汪忠镐在他主编的《食管反流与呼吸道疾病》一书中写道： “我这个志愿者对今后有关学科的发展和大量由食管反流引起的呼吸、五官以至心内科相关疾病的患者有机会得到正确诊治而感到欣慰”。显然，爱病人，是成功医生的最大动力，也就是医学科学发展的终极目标。
在布—加综合症的诊断和治疗中，汪忠镐同样倾注了全身心的智慧和力量。
长年的临床实践，他发现很多贫困地区的病人经常挺着充满腹水的大肚子前来就医，伴有肝脾肿大、腹痛、下肢水肿等症状，其最终结果导致肝功能衰竭。病人到协和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受尽折磨，身体骨瘦如柴，家庭一贫如洗。这种 “布加综合征”病在上医时没有学过，在协和最初是从临床病例讨论会上张孝骞教授的发言听到的，查阅图书馆文献，只有《希氏内科学》不到一页纸的论述。汪忠镐与学生和同事们进行了20多年的研究，进行了68万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做了大量动物实验和临床实践，对该病的病因、发病机理、分型和诊治原则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体系，它实际上是由于下半身回流到心脏的血管阻塞，引起了一种肝后性门静脉高压症。他创立了多种手术方式，使早期病例从10%上升到60%，死亡率从90%降到5%以下。他应邀到国外数十次学术交流，1987年，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赠送他该校最贵重的礼物——“礼拜三领带”并聘为客座教授，牛津大学医学教科书专门引用了汪忠镐的研究成果，美国脉管学教科书特邀他撰写布加综合症章节。德国外科学会主席贝尔教授把自己主编的《血管外科学》书赠给汪忠镐时，扉页上的题词是：“在布加综合征的治疗上，我们都没有资格发言，只有汪教授才是真正的权威。”
访谈中我们体会到，汪忠镐有时也带着几分伤感：“我所治疗的病症，如布加患者大部分都是穷人，我能把他们治好，我也千方百计给他们省钱，我不断改良了技术，布加手术住院时间由原本要一个月，现在只要半个月就可以出院了。我也尽力资助他们，但我能给他们解决的只有饭费、火车票、飞机票，再多了，我也无能为力。人家千里迢迢来找我，我却帮不了他们，你想想我会是什么心情”。汪忠镐希望我们的医改真正给病人带来福祉。
“情注病人”还要提到“626病房”和唐山大地震。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协和医院成立了贫下中农病房（也就是“626病房”），汪忠镐具体负责，救治了一个又一个贫困的病人。72-75年，他还下沉到北京市郊区的公社里培训赤脚医生，有一个叫李贵权的，汪忠镐印象特别深，都40年了，“他一直坚持着，会治牙，还会做小手术，了不起”。
1970年，协和医院组织了“626医疗队”，送医送药到大西北最基层的生产队。他不无自豪地对我们说：“协和医院报名到大西北扎根的那个人是谁？第一个就是我，是汪某某。”可是，他为此把年幼的一双儿女交给年轻的妻子一个人，难怪老伴至今仍不时会流露出不满情绪。
汪忠镐在公社医院做手术，还给两个病人输了血。“40年后我重访那个公社，那时的病人来了，其中有一个是前后壁子宫脱垂的，她告诉我说儿子36岁了，现在很好。我在那个地方还做了门腔分流手术，当时只有协和医院曾宪久主任会做，我只是第九年的小大夫！那个病人叫李解放，手术以后他活了38年。” 汪忠镐说，“在那里，我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贫病交加，什么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什么医疗条件也没有，就用当地可以找到的生活生产工具给病人想办法，从不断地治好病人中，我也建立起信心。医生的技术是怎么提高的？我觉得就是逼出来的”。
汪忠镐又谈到唐山地震：“协和成立救灾医疗队，我第一个报了名，一大清早淋着雨，我从家里赶到医院，带了6个学生就去，我们第一批到达灾区，一天到晚做的就是救人，在学生的帮助下，我们一天就做了43例手术”。
汪忠镐说过：“我就是想为病人解除痛苦”，裘法祖赞赏汪忠镐：“身为医生就要为解除病人疾苦而努力工作”。去年11月9日，汪忠镐76岁，又兴高采烈地投入到“当代白求恩行动”，在贵州义诊、查房、指导医疗实践，决定帮助兴义市人民医院建立胃食管反流病中心，继续他救死扶伤的征程。哪里病人需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汪忠镐做到了。
亦医亦患
2010年8月1日出版的《汪忠镐血管外科学》由他本人主编，与其他专业巨著不同，它在绪论里专门大讲医与患：第四章 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第一节 理性分析误诊、第二节 促进医患关系和谐、第三节 医师与患者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倾诉了汪忠镐的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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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忠镐院士的工作照
他对我们说，“医生和患者是一条战壕的战友，我觉得以前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有哪一本书是那么写的，我就是那么写了，我写了违反国家政策吗？”他这是有感而写！
胃食管反流病是汪忠镐一辈子忘不了的人生节点。从中可以看到他是怎么“做人、做事、做学问”的。作为病人，他被胃食管反流病折磨了三年，差一点死去，他说：“在我生病期间，我特别痛心，怎么就没有一个医生，能把我的病情详细记录下来，然后再去查资料，认真地为我这个病人琢磨琢磨呢？” 我们每个人都生过病，当卧床不起、痛不欲生的时候，是不是与汪忠镐一样，渴望着手到病除的医生啊！
在美国给汪忠镐手术治疗的医生是他的好朋友Ibrahim教授，但是Ibrahim是治疗肥胖症的腹腔镜好手，没有治疗“哮喘”，或者准确地说“胃食管反流病”的经验，难免犹豫。这时候，汪忠镐把“医德”和“患德”联想到一起了，医德要求医生时刻“将患者的疾苦看在眼中、记在心上、思于脑海、施以行动”，汪忠镐说，“而我现在是病人，是患者，我也要想到、理解或配合医生的诊断和治疗”。他更能“体谅Ibrahim教授的心情和为我手术所承受的压力”。于是，他“向Ibrahim教授表达了我的心声，以命相托，只求他能为我实施胃底折叠这个手术，也就是把松弛了的贲门来个必要的收紧，即使是毫无效果，我依然百分之百的感谢他。……‘患德’与‘医德’磨出火花，Ibrahim教授为我施行了手术。”汪忠镐深深感到，“我当初若是没有患德，就救不了自己的命。” 他还引伸到误诊：“医生不应该有误诊，但如果那是在医生对这种疾病不了解的情况下，我认为应该理解。”
手术后，立即呼吸顺畅了，但是，贲门收得太紧了些，矫枉过正吧，汪忠镐术后一周几乎连水也难以咽下，他说：“我每天以水和糊为食，经过好长一段痛苦、艰难的进食锻炼时期，情况渐有好转”。这么多年来， “除了经常表示感谢外，尚未将此痛苦经历告诉过Ibrahim教授，这也算是我做病人的‘患德’吧。” 汪忠镐解释说，如果我当时总是抱着“一定治愈”的心态，连医德最好的医生也会望而却步的。汪忠镐还说了一句话：“我活了，我希望同样的病人跟我一样，也要活着”。患者汪忠镐的愿望要求医者汪忠镐去实现。
谈到医生与患者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汪忠镐分析得很清楚：“本来疾病是医、患共同抗击的对象，怎么医患打起来？我跟你说话你还给我录音，那么不相信医生，迫使医生看病先想着怎么保护自己，干什么？有话好说，有问题好商量，共同解决问题才是。”
从汪忠镐那里我们还听到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说现在病人看病归消费者协会管，消费者协会管医药行业，“这是我不能同意的地方，医生看病绝不是消费，到医院里没消费一说，那天有人找我说是为了做广告的，我说对不起我不给你看病，我不做广告”。
再谈医德，汪忠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医生，就要先培养自己的医德，有了良好的医德，就会不断琢磨技术，医技自然也就提高了。我一生碰到了那么多的疑难杂症，但从没有推过一个病人，不推脱就要给病人解决问题，为此，仅做实验的狗我就用了近600条。好医生就要善于为病人动脑筋……医生需要有跨学科思维”。所以，汪忠镐创造了许多新术式，拓宽了临床新思路。谈起老师的学术成就，学生们往往问及一个问题，你怎么那么容易为研究立题？汪忠镐的回答很简单，“我立的题都是临床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汪忠镐把医德和医技融为一体，有目标、有动力的选题，如饥似渴地从图书馆、病案室查阅资料，有了创意，怎能不产生创新成果？ 汪忠镐还谈到母校：“上医出来的人知道科研题目不是从文献上、不是从书上拿出来的，上医了不起就有这个。”
从汪忠镐在胃食管反流病上的突破，我们同时感到了他承受的压力甚至风险。他说：“我
知道我研究胃食管反流病本身就违反医师法，外科大夫怎么治内科病呢？违反就违反了……这下我也得罪了多少呼吸科和消化科的大夫，但是我不在乎。我觉得我救了上万病人，我感到非常欣慰……一辈子为了病人，我们干的事情是朝着真善美，真正以病人为中心，以最疑难重症病人为中心，尽管我还做得不够，我永远是追求了它……我真的很难。”
联系到他成功地研究胃食管反流病，有人说：“汪忠镐从血管外科转到了胃食管反流病”，但是汪忠镐说得更实在：“不是我转了一个专业，我等于加了一个专业”。他说：“说难听点，院士也是到头了，还想得什么奖，弄个几十万块钱吗？不是那么回事，我就是为了病人……小车不倒，只管推”。
爱国敬业
幼年的汪忠镐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发出了“我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了无比的恨，为了国家我绝对可以去拼命，而对受苦受难的同胞我充满了无限的爱”的呐喊！他说到做到，将他从事的医学科学挤身到国际领先水平，将他的爱献给数以万计的病人。
为了病人，他甘冒风险创新路，为了病人，他“得罪”了同道但心安。他说：“一个（难治的）病人我给他治好了，我自豪”；他还用游泳作比喻，医生给不给病人治病就像看到有人溺水敢不敢跳下水救人。首先要敢跳，再逼着自已学会游泳，游泳学会了还要勇于跳下去。他认为，外科大夫开刀也是这样，要肯动脑筋、肯学习、肯动手。“我的理念很简单，一切为了病人”，汪忠镐说。
“一切为了病人”就是医生最实实在在对祖国的热爱。他说：“病人的需要就是我的选择，我的发明创造都是病人给逼出来的”。确实，无论是研究布加综合症、血管外科还是胃食管反流病，都不是他的主观选择，而是病人的需要，是因为他“看不了病人受罪，看见了就要想办法解决，解决了就是新的发现或发明”，就成了“国际第一”。汪忠镐为医的轨迹提示，爱国者必然敬业，爱国敬业必有创造发明，以致占领国际舞台。
从汪忠镐讲的几个趣事，我们懂得了他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1979年我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做访问学者。但我最骄傲的是，6年以后再去，我就成了客座教授，给中国人长了脸；
“一次我出访德国的塞来斯堡，德国同行给我做手术表演，他的手术做的非常快，但是台上大出血。问题在哪里？我看得一清二楚，赶紧补台止住了血，成功地完成了腹主动脉瘤手术。我顿时成了塞来斯堡的新闻人物，并被授予这座古老城市的荣誉市民；
“1992年, 我当选为亚洲血管外科学会候任主席，但现任主席却表示如果不听调遣，当选就要出问题。我说，“I don＇t care（我不在 乎）”，并利用第二天在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即兴宣布：明年我们将在中国召开国际血管外科大会，使他目瞪口呆，接着他亲自来中国考察，看到了我们拥有那么多不同病症的病人，不得不心悦诚服地说：‘亚洲血管外科学会会长非你莫属’；
“1999年，印度召开的国际血管外科大会上，我应邀作手术表演，专家们观摩了我利用中国特有的人工血管为夹层动脉瘤患者进行微创治疗，手术非常成功，当地媒体竞相报道；
“2010年9月3—5日，第六届国际布加综合征大会和国际胃食管反流病学术论坛在郑州召开，我做了大会报告，阐述了自发性气胸是胃食管反流的喷雾现象所引起的，受到广泛关注”；
“有十几个国外高校聘我做客座教授，我把这些都只当成是对我的认可。我到国外去就是交流，把好的东西带回来，同时也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也有好东西”；
“只要我还在，就要在中国。需要我的人在哪里？不在美国而是中国人民”。这就是汪忠镐的价值观。
用当下时髦的话说，汪忠镐很“牛”，实际上是他很自信，而自信的背后则是他在科学技术上的反复验证和在思想道德上的千锤百炼：为了做好体内深部血管的结扎和缝合，他把纸箱垫到膝盖那么高，深弯着腰，在箱底部练习，连续好几个钟头；他还别出心裁，在水盆里放两个飘浮物，锻练将二者轻轻缝在一起的技巧，为的是使缝合技术快、准、稳、柔。
对食管反流动物模型大鼠的实验研究中，他看到了活体大鼠咽部出现喷洒（spraying），这是国内外未见报道、也没有注意到现象。在郑州论坛上要不要报告出去？汪忠镐犹豫过，但最后还是拿出来了，不仅仅告诉国际同行，是我们首先发现了，更是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研究，从基础和临床的结合上论证自发性气胸形成的机理，它与胃食管反流的关系。他相信，这项研究将会对自发性气胸的病因病理与临床防治有所突破，无疑是世界水平的。他百分之一百情愿，把自己全部的阶段研究成果交给转换医学中心去深入研究，尽管谁都知道，一个学术假说往往是难以估价的，汪忠镐需要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科学的发展。
采访中，我偷偷环顾了一下汪忠镐的办公室，竟看到里间有一张简单的单人床，原来他经常加班到深夜，为了节约时间往返途中的4个小时，他干脆就在医院和衣而睡了。即使他的外孙女从美国回来，他也难得回家享受天伦之乐！
这就是汪忠镐，一生想着病人，却亏待着自己。
汪忠镐院士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