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秋，长沙潮宗街街头，一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预科招生广告，吸引了路人围观，街面一时议论纷纷，对这所「前不见古人」的新式医学校感到新奇。而广告落款处，正是这所学校的创办者及首任校长「颜福庆」的名字。
留学归来，27岁的颜福庆受聘于耶鲁大学雅礼会(Yale-China Association 直译为「耶鲁-中国协会」)。前往中国长沙协助开展当地的医学教育事业。在此之前，雅礼会已在长沙开展了长达五年的医学实践，并邀请毕业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胡美博士(EdwardHHume)加盟，后者在当地开办了雅礼医院。颜福庆回国后，最早就是在该医院担任外科医生。
在当时古老而保守的湖南开展现代医学教育，并非易事，个中原因既有当地百姓对西医的无知，更有政府官员对新式医学科学占据话语权的顾忌。颜福庆意识到这一事业既要得到来自雅礼会的现代医学教育资源的支持，同时更需要取得湖南当地政府的背书。
1913年7月，在争取到以谭延闿(时任湖南省都督)为主的湖南地方官员对雅礼会医学教育事业的支持后，颜福庆牵头拟定了中外合办「湖南-雅礼」医学校的契约(即[第一次湘雅合约」)，并得到了时任北洋政府内务司司长肖仲祁的支持。
但学校的开办并非一帆风顺。民国初年政局动汤，艺一次节会民酒延闯下公不可医学流派趁机不同在学法派趁机相互攻讦，致使湘雅的联合办学合约在上报北京政府国务院备案时，以「地方政府与外侨团体订约没有先例」为由，被令取消。由此，成立尚未满月的湘雅医学校雏形岌岌可危。
此后半年，颜福庆是否曾为此辗转反侧，我们暂未看到详细的文献记载，但确信的是，他并没有放弃。在无力改变的情形下，颜福庆采取曲线迂回策略，以不变应万变，最终绕过障碍直抵目标，即创办一所比肩「欧美甲种医科大学」标准的现代化医学院。
他继续向湖南省新任长官发出邀请，争取办学支持。半年后，受新政府派遣，他与胡美赴京寻求继续开办湘雅的机会。经北京政府建议，颜福庆等人发起成立了一支由在京任职湘籍要员组成的「湖南育群会」，该组织为民间团体，代表湖南省政府与雅礼会签订合作办学契约，但具体合作事宜仍由省政府和雅礼会来推动，由此规避了中央政府在此前的疑虑。
1914年12月8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终于迎来首个开学典礼。用颜福庆自己的话说，中国「按照西方标准建立的唯一真正中外合作」的医学教育组织，开学了!从这天起，32岁的颜福庆成为一名年轻的校长，正式开启他的医学教育生涯。
在他的管理与培养下，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曾抵达历史上的黄金时期，陆续培养出包括张孝赛、汤飞凡、任廷桂、吴绍青、应元岳等在内的我国第一流医学专家、医学教育家，并为后来新中国医学事业的奠基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然而，无人能料，若干年后一场政治动乱扰断了这一切。因「五卅运动」引发的全国性反帝浪潮，在1926年时已传遍长沙城，湘雅作为中外合作机构。面临着中国反帝运动的严峻考验。时值新旧政权交替，校内外的群众运动此起彼伏、交错混乱，一时间，原先隐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集中显现。为了宣誓主权，湖南境内开始由驱逐外国人，演化成驱赶所有的非湖南人。
面对此情此景，颜福庆也不胜烦扰。在给北京协和医学院兰安生(JohnBGrant)的通信中。他流露出自己的烦闷心情:「我不得不悄悄地离开长沙，那里的工农、护士和学生运动令我异常烦躁。」这年年底，在无可奈何中，颜福庆离开了他呕心沥血长达18年的湘雅医学事业。
03 他的心就在上医
1927年，45岁的颜福庆，面临人生的又一重要抉择。
离开湘雅不久，颜福庆就收到了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邀请。当时的协和是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全资支持的一所医学院，非常渴求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HenrySHoughton)自然知晓颜福庆在其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便极力邀请加盟。为此，协和曾为颜福庆特设副校长一职，颜福庆也成为了协和校史上担任正职教授的首个中国人。
不过，从今天来看，协和医学院只是颜福庆生涯中的一个短暂落脚点。在这所完全由外国人开办的医学校短期任职，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成他的一次「取经」和「体验」--在这里，他体会到了富国在穷国办学的通病，更具体的表现之一，就是外籍教员和中国教员的双重薪资标准，以及由此关联的外籍教员对中国教员的歧视心理。这些经历激发着颜福庆叩问初心，也促使他再次出发，追寻心中的医学抱负。
这一次，颜福庆把目光锁定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上海，并准备迈出更大的步伐，开创一所完全由中国人自办、按照中国国情、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为服务对象的高等医学院校，即后来的上海医学院。
其实，早在1924年，颜福庆就在公开场合的演讲中发出深切呼唤:[西医必须大众化、必须中国化。大众化、中国化不是由外国医生来实现，而应该由中国医生自己来实现。」演讲中，他提议利用江浙沪地区已有的医疗和高等教育基础，建立第一流的中国医事中心。这次演讲可以看作是他对上海医学院的最初构想。
此后颜福庆心里一直装着这个想法，并多次与医学教育届的同仁书信往来，沟通建校计划。1927年，第四中山大学开始筹建医学院，校长张乃燕四处寻找合适的院长人选。此时正准备到北京协和任职的颜福庆，成为他的最佳选择。颜得知消息后，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在结束协和任期后(当时颜福庆已与协和签订任职协议，为期一年；实际未满一年)就回到上海接手医学院的工作。
由此，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成为颜福庆第二次创业的开端，也成为今日上海医学院的创校起点。医学院校址设在上海吴淞镇前国立政治大学的校址基础上，继承了前江苏医学专门学校的图书、仪器和标本。为了组建师资，颜福庆向湘雅昔日的同事、学生和医务界朋友发出了热情的邀请，引来了朱恒璧、乐文照、高镜朗、赵运文、汤飞凡等一批杰出医学人才的加入。
与延聘教师同样紧迫的，是找到一家临床教学医院，但短期内难以实现自办，只能暂时接办或租借一家。颜福庆多方打探，最终与中国红十字会协商一致，于1928年8月租下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今华山医院前身)为医学院的第一所综合性教学医院，接管期间，颜福庆亲自担任该院院长。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开学第一年，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的专任教师和兼职教师相加不足10人，所有学生加起来也不足30人。医学生课程分为医预科、基本科和临床科三阶段，其中，医预科设在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本部)、基本科设在吴淞、临床科设在海格路(今华山路)的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三者之间路程遥远，往往需要奔波几十里，才能上完一次完整课程，但医学院的师生们也总能乐此不疲。
办学过程中，颜福庆深知现代医学教育必须与国际接轨，为此，他时刻关注着国际医学教育的前沿动态，与当时已经回到美国创办纽约医事中心的胡美、还有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顾临(Roger S.Greene)频频通信。他期望在其中发现新的机遇，把上医引向更高的水平。
1930年，国联卫生部来华调查医学教育，考察团对几所国立医学院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评估，并发表了著名的《费伯报告》，认定颜福庆创办的上海医学院(时名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是全国最好的国立医学院。这一报告不仅意味着国际领域对颜福庆创校成果的肯定，同时也引发了中国医学教育家、尤其是国民政府官员的重视。
在《费伯报告》的影响与启发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3年成立了医学教育委员会，任命颜福庆担任该委员会主任。通过政府的力量，颜福庆积极推动医学教育体制改革，为当时乱象丛生的中国医学教育界制定统一标准，包括统一全国院校医学专业词汇、考核认证标准等，使医学课程和医院达到公认标准。
04 学医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吸引更多的优秀预科生报考医学院，颜福庆常常到各处宣传自己的医学思想。1931年3月6日傍晚，他来到沪江大学做演讲，面对台下一张张青涩的面孔，他问道:「你们学医的目的是什么?」只见台下一片静悄悄，颜福庆紧接着给出答案:「学医的目的，有许多人以为能多赚钱，我想他跑错路了。因为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是赚不动许多钱的;除非用不正当的方法……若然有人因为喜欢科学而学医，那我想也不是最好的目的:因为科学不是全能福人的，而医生是福人的职业……若然有人拿服务人类、为公众利益为目的去学医，这才是最好的。」
面对一群尚未真正踏入医学大门的青年学子，颜福庆提前打起了「预防针」，其中既包含着对青年学子的教诲和鞭策，更是对中国医学事业前途的一片赤诚与憧憬。
「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经过多年的医学实践，颜福庆深切感受到中国在预防医学上的差距，其中最关键的，要数国民公共卫生意识的缺乏。为此，他在医学教育中不断摸索、大胆实践，提出「预防为主」和「公医制」的理念，并在创校之初就一手抓建公共卫生学科。引导师生参与构建公共卫生事业，为国家培养出最早的一批公共卫生人才。
发展公共卫生，绝非束之高阁在象牙塔就能完成之事，颜福庆要求上医的学生必须走向社会、走到乡村、走进人群，做真正的医学实践者。1928年，吴淞卫生公所成立，这是颜福庆为上医公共卫生学生专门开设的教学实验区，也是我国第一个农村卫生实验区。次年，颜福庆与上海特别市政府卫生局达成合作，吴淞卫生公所正式更名为「吴淞卫生模范区」。
模范区内，初出茅庐的医学生要完成定期的总务统计课(熟知区内人口的病老生死数据):检查、取缔妨害公共卫生的各项事宜;日常采集化验饮食物与粪便，宣传卫生常识:指导学校与工厂卫生设施及儿童保育方法:指导和督促公共场所卫生和家庭卫生:掌握全区的疾病流行情况，挨家挨户上门种痘等。
经过以上训练，居民的思想理念受到巨大冲击，模范区的环境卫生也得到极大改善。但不可避免的是，医学生在实践中总能碰到一些意料之外的难题。比如，在[吴淞卫生模范区的第十次会议记录」中，一条「关于产婆培训计划实施受阻」的汇报记录，让人忍俊不禁。
几千年来，当地的农村妇女临盆生产皆由附近旧式产婆协助进行，她们用一盆热水，外加一把剪刀，通过简易却极具风险的方式完成接生工作，造成生产死亡率居高不下。
模范区组委会决定对区内的9名旧式产婆进行集中培训，但说服这些产婆接受新的生产观念与方式并非易事--第一次培训课，有7名产婆到岗，待到第二次培训时，仅有2名产婆参加。面对这样的情况，模范区组委会再三劝说也无计可施，最终只好启动警方力量加以干涉。
1935年，在广东医院的百年纪念典礼上，颜福庆发表了题为《中国医学之未来》的演讲。此次演讲，颜福庆系统论述了公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路径，提议开展由中央卫生署组织监管的「省-县-乡」三级医疗卫生行政网络;并倡导在省级设立医学校，公费培养公医制医学人才等措施。这些倡议在后来陆续实现，并在抗战时期演化成一张「大西南公路沿线的医疗救护网络」，为最危急的战时劳工、最广泛的平民百姓搭建起一张健康防护网。
05 发起百万募捐
在颜福庆的老照片中，有一张画面定格在他谈笑风生的行走瞬间，这与往日合影中的神情颇为不同。用今天年轻人的话来说:这张照片里的颜福庆--好像在发光!
这是颜福庆生命中最为难忘的一天。1937年4月1日下午2时，在枫林桥边，中国医务界迎来了一场盛会--上海医学院新院舍落成、上海中山医院开幕典礼暨中华医学会第四届年会同时举行。
参加这次盛会的来宾可谓大咖云集，有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卫生署长刘瑞恒、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驻美大使王正廷、财政部次长徐堪……同时也有各界名流如杜月笙、刘海粟、王一亭、伍连德等，加上中华医学会会员，共计数千人到场。
而在此前后几天，以《申报》为代表的沪上媒体大张旗鼓为此盛事开辟出了连篇报道。更有趣的是，一些广告商也来蹭热度，恒大钢窗、信大砖瓦、仁立床毯、西门子电机厂……纷纷在报纸上用醒目文字标注出自己为中山医院、上海医学院所提供的建筑物料、设施等信息。
一场开幕典礼，何以引发这样大的动静?其实，为了这一天，颜福庆已经筹备了近八年。
早在1929年夏天，颜福庆赴美国檀香山出席泛太平洋外科会议时，就向世界医学同仁透露了他筹谋已久的医院计划书(即后来的上海中山医院)。在随后几天对美国医学事业的考察中，颜福庆意识到[中国距离美国最低的医学标准仍有很大的距离]，尤其是美国哥伦比亚特区集医学院、医院、研究院于一体的医学中心让颜福庆深受启发。于是，创设[上海医事中心]的想法在他的心中萌芽。
创设医事中心，首先要解决的是「钱从哪里来」的难题。根据颜福庆的《筹设上海中山医院计划概要》 中山医院将「依照各国最新式医院」设计;为此，他设定了募集100万银元的目标--其中60万用于建筑，20万用于设备，20万作为基金;基金利息当作医院的日常开支，超出部分则通过向社会募捐或申请津贴。
然而，当时正逢世界经济危机。在国内外争取捐助都非常困难。颜福庆的能量却丝毫不减，他充分发挥社交才能，凭借自己在中国医学界的影响力及颜氏家族(其堂兄颜惠庆曾任民国外交总长、内阁总理职务)在中国政界的人脉关系，将社会力量、经济和政治资源都运用到了倡募行动中。
首先找到的是耶鲁校友、时任实业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孔祥熙，得到这位金融巨头和政府实力派人物的支持后，上海各界社会名流也纷纷受到感召，加入募捐队伍——孙科、谭延闿、蔡元培、王一亭、宋汉章、刘瑞恒、刘鸿生、史量才、赵晋卿、伍连德……1931年1月17日，来自政、学、商、医届的一众闪耀名字，出现在中山医院发起人会议的签名单上，会议同时推举颜福庆为中山医院筹备会总干事。
筹募行动如何进行?在接下来一周，筹备会组织起48支倡募队伍，每支队伍选出一位队长、并认领募捐额度。随后，由各募捐队分头行动，发动身边各界力量提供捐助，以共同完成认捐数。
作为募捐行动的发起者，颜福庆在游说中可谓「踏破铁鞋」，不辞辛劳地敲开了每一扇门。他常常手夹一本募捐册，拿上一把雨伞，待学校事情料理完，就急匆匆赶上街头的铛铛车，坐在最便宜的三等座上，依次去找名单上的一个个潜在募捐户。
闭门羹是不少见的。一次，颜福庆到沪上知名犹太商人嘉道理(EllyKadooric，一译作坎大利)的家中游说捐款，却遭到了对方的不情愿。情急之下，颜福庆用激将法告诉对方，某某答应捐了，某某又捐了多少，还一个劲地给对方戴高帽子。最终，犹太人的精明「败给了」颜福庆的执着，嘉道理成为了上海医事中心的捐款大户。若干年后，颜福庆还专门写信请求内政部褒奖嘉道理等人。
06 从天文台路到枫林桥
经过广泛的社会募捐，颜福庆又开始为寻找土地四处奔波。早在1929年在美国考察期间，颜福庆利用拜访洛氏基金会的间隙，就提出了申请洛氏基金会在上海法租界的土地，用以建设上海医事中心的想法。然而，当时向洛氏基金会提出此想法的并不止颜福庆一家，好几家机构都在据理力争。
颜福庆意识到竞争所在，充分发动洛氏基金会驻华医社主任、同时也是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的顾临提供帮助。经过长达6年锲而不舍的争取，1934年4月，洛氏基金会终于同意将土地捐赠给上海医事中心。
这块位于天文台路、占地135亩的土地，等换成当时的财富，可达600万银元，是上海医学院建校以来获得的最大一笔不动产。在此之前，1933年，叶澄衷后裔叶子衡也捐赠了江湾叶家花园，用以建设肺病疗养院(今上海市肺科医院前身)，成为后来上海医学院的第二实习医院。
洛氏基金会土地拿到了，颜福庆为此欣喜激动，迅速把建筑图纸和计划递交给法租界当局，连建筑承包商和建筑的合同也速速签订好。只要租界区的一纸批文，上海医事中心就可以动工。
没想到，这一「万事俱备」的计划，在几个月后却泡汤了。法租界向来难以打交道，尽管工部局内也有所谓的华董，但真正的实权仍在法国总领事手中。面对颜福庆递交的建筑工程计划，法领事提出一个又一个「技术上」的难题，甚至一改最初承诺，要在洛氏赠给上海医事中心的土地中间修路，利用其中一块建造教会医院。
一块完整土地被分割，对建筑医学院和医院都是损失。颜福庆的期待落空了。在给顾临的信件中，他表达了自己的失望和忿忿不平，「法租界当局诡计多端，腐败盛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眼下上海医事中心的建设已刻不容缓，痛定思痛，颜福庆决定转换思路--采取土地置换的方法，出售天文台路的一部分土地，另一部分用于租赁投资:上海医事中心则选择在其他地方购地建院。
颜福庆将新校址选定在华界的枫林桥。适逢上海市政府准备从西南的枫林桥搬迁到东北的江湾，在政府支持下，颜福庆廉价征得枫林桥畔的百余亩士地，此后，上海医事中心的建设蓝图便在这片土地舒展开来。
1937年4月1日，上医新校舍和中山医院建筑同时亮相，迎来轰动一时的开幕典礼。众人期盼下，这注定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天。
07 倡新医
「你带来的这位年轻人是谁?」每当颜福庆回想起1910年第一次在汉口参加中华博医会(China Missionary Medical Association)的场景，就会想起在场的外国医生与胡美的对话。当时，博医会的入会门槛很高，要求只有欧美学校毕业，且是海外传道团的成员才可加入。由于入会资格的严格限制，早期博医会上鲜有中国医生的身影。
面对胡美身旁出现的中国面孔颜福庆，在场外国医生流露出怀疑甚至不屑的目光，他们似乎难以接受:「凭什么这个中国医生可以与我们享受同等的待遇?」有甚者言:「你会后悔的。(让中国人加入博医会)还没有先例，时机远没有到。」
这是民国初年中国医务界派系林立、门户之见很深的生动写照。在当时中国，西医长期以来由西方人垄断，难以取得实质性发展，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西方人压制中国人的把柄。
虽然在那次大会上，颜福庆因符合入会条件成为了博医会的正式会员，因此是最早加入博医会的中国成员。但他内心深处仍为此次经历而受到刺激，他暗下决心要「自立门户」，从行动上改变这一局面。
在此后的公开演讲或书刊题词中，颜福庆多次用到[新医上一词。在他看来，西医是中国的「新医」，传播「新医学」，就要办中国人自己的医学团体，要把西医学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国人手里。
1915年2月初，立春来临，预示着上海的冬天就要过去。一群来自各地的21位中国医生汇聚上海，出席博医会大会。席间，这21位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中国医生互诉衷肠，连叹博医会对中国医生的种种限制，表达了组建以中国人为主的医学会的心声，即后来的中华医学会。
在中华医学会的成立会上，颜福庆当选为首任会长:伍连德当选为首任书记，后来又兼任《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次年2月，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大会在上海开幕，颜福庆在致欢迎词中格外强调道:「我们要补充而不是重复外国同行那行之有效的医学事业……与欧美各国医学会社并驾齐驱。」
颜福庆对中华医学会有着明确定位，绝不是照搬其他学会同行。同时，区别于早期中华博医会及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为留日归国医学生所开设)的诸多门槛限制，颜福庆对中华医学会的发展秉持开放与合作的心态，不仅欢迎符合条件的外籍医生入会，同时还积极与其他医学组织协商合作事宜。
成立不久，中华医学会便吸引了232名会员加入而同时期的博医会正式会员为500人左右，人员的迅速扩充显示出中华医学会强大的号召力。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本土化天然优势，且受中国教育、医学等领域主权意识崛起的影响，此时的博医会开始走向式微。
最终，1932年4月，中华医学会迎来历史上重要的一天，中华医学会、中华博医会宣告合并。颜福庆对此深感慰藉，在欢迎致辞中，他满怀自信地向世人宣告:「尽管合并后的协会仍称为中华医学会但它的大门始终向所有令人尊敬的专家敞开，没有任何国别限制!」
谈吐间，颜福庆的这份不卑不亢与自立自信，让现场掌声雷动。而这份气度，其实伴随着颜福庆职业生涯的始终。
一如1910年，他由雅礼会聘任，初到长沙开展医学，却发现自己与雅礼会的外方成员待遇地位有别，对此，颜福庆主动写信质询，最终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平等权益;
又如20世纪30年代，由外国人创办的协和医学院给教员的薪水在中国所有的医学院中遥遥领先，受之影响，颜福庆等创办的国立医学院难以请到一流医学人才。为此，颜福庆联合中国医务界领袖暗暗给协和施加压力，最终迫使协和把过高的薪水降了下来，使各大医学院的薪资水准趋于平均……
正是这份不卑不亢、自立自信，支撑着颜福庆拾起改变现状的勇气。
在时代的大风大浪中，颜福庆的生命之舟飘摇了八十八个春秋，最终问心无愧地沉沦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历史暗夜。
或许他依稀记得，童年时父亲因疾病去世而带来的悲痛;也会记得在伯父颜永京(曾任圣约翰书院院长)的收养扶持下，那些在圣约翰书院里度过的快乐学习时光;还有在舅舅吴虹玉(同仁医院创始人)的医院实习时，初次临床问诊的稚嫩与新奇……无形之中，似乎是这些潜藏在血脉中的缺憾、启蒙与期待，作为原初动力，将颜福庆推向了医学的汪洋大海。
从「小我」走向「大我」，这样的呼吁或者说观念，伴随了颜福庆一生。在今天看来，我们已经难以从生命逻辑、知识逻辑、以至思想逻辑上，全然深刻体会到他的这份执着。
但毋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走出「小我」的坚毅与果断，以及热爱生命、拥抱「大我」的生活信仰，引导着他每一步的方向，也终使他在一次次的挑战和困难前屹立不倒，收获不断出发的勇气。
今天，知道颜福庆的人，远远少于知道他所留下的那些成就的人。寻找颜福庆，也变得需要更大的努力……
（节选自上观新闻，作者乔梦婷）
参考文献:
钱益民、颜志渊 著，《颜福庆传》
金力、袁正宏主编，《福佑人群颜风长庆》黄珊琦编撰，《湘雅老故事》
高晞撰，《颜福庆与中国现代医学》(刊于2007年9月23日“文汇学人·学林”版)美]爱德华·胡美著、杜丽红译，《道一风同》